《獨樂土圖》 佚名
《獨樂土七詠·見山臺》 明·文徵明
中國汗青上有很多關于神童的傳說，最知名的四則故事莫過于孔融讓梨、曹沖稱象、司馬光砸缸救友、文彥博注水浮球。
孔融和曹沖是同時期人，生涯于東漢末年，一個被殺，一個早夭，終局都不年夜好。司馬光和文彥博也是同時期人，生涯于北宋后期，兩人都曾官至宰相；司馬光往世后追贈溫國公，文彥博生前封潞國公，均被后世尊為賢臣。
司馬光和文彥博小時辰的“輝煌業績”，見載于邵伯溫所著《邵氏聞見錄》：“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球，進柱穴中不克不及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群兒戲，一兒墮洪流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克不及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非凡矣。”注水浮球顯示出文彥博的高智商，而砸缸救友不只顯示出司馬光的高智商，還凸顯了他處變不驚、敢于擔負的高情商，兩比擬較，更勝一籌。需求指出的是，按宋人的原文，司馬光砸的是“甕”，也就是年夜壇子——甕的外壁比缸的外壁薄得多，不難破開。
司馬光的“豪舉”在那時就廣為傳頌，甚至有人繪成《小兒擊甕圖》四處出售，在宋元時代的《冷齋夜話》《北窗炙輠錄》《宋名臣言行錄》《厚德錄》《自警編》《言行龜鑒》等多部筆記中也有相干記錄，以致于后來支出了《宋史·司馬光傳》。不外司馬光小時辰也撒過謊，遭到父親的嚴格叱責，畢生引認為戒。一小我的聰慧腦瓜多半起源于後天遺傳，但傑出的品格涵養必定是后天嚴厲教誨的成果，即使司馬光如許的神童也不破例。
文彥博比司馬光年長十三歲，為官的資格要深得多，兩人不只是至交老友，還同為政壇守舊派的魁首，果斷否決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熙寧變法時代，他們倆先后移居洛陽，分辨在洛陽城內營建園林，被后世傳為美談。
王安石寫過一篇《傷仲永》，講述金溪一個名叫方仲永的神童長年夜后“泯然世人”的故事。實在王安石自己也有神童之譽，過目成誦、下筆成文，伶俐不在司馬光和文彥博之下。這三位都不是方仲永，不只少時了不得，長年夜后更了不得。
熙寧二年（1069年），神宗錄用王安石為右諫議年夜夫、參知政事，正式奉舞蹈場地行新法，很多守舊派年夜臣是以或被撤職，或遭貶謫。由於司馬光和文彥博的名看極高，仍然獲得天子的重視，但居住東京已很是壓制。
司馬光率先分開首都，他于熙寧四年（1071年）離開西京洛陽，以端明殿學士的官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屬于閑差，日常平凡重要努力于編撰《資治通鑒》。
熙寧六年（1073年），司馬光在尊賢坊北關買了十五畝地，建造了一座獨樂土。據李格非的《洛陽名園記》：“司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卑小，不成與他園班。其曰唸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外尋丈；曰垂釣庵，曰采藥圃者，又特結竹杪、個人空間落蕃、蔓草為之爾。溫公自為之序，諸亭臺詩頗行于世，所認為人欣慕者，不在于園耳。”
獨樂土中有七處重要風景，分辨與司馬光敬慕的七位前人聯絡接觸在一路——
正堂名為“唸書堂”，兼做書房，取西漢儒學巨匠董仲舒勤于治學的典故。司馬光畢生奉儒家學說為正宗，不習佛道，與董仲舒的心意分歧。唸書堂中陳書萬卷，每年夏秋陰舞蹈場地沉之時，都要依例“曬書”。司馬光愛書惜書，唸書時必將書放在方版上，僅以兩指悄悄翻閱，不少書多年后就像新的一樣。
池中小島種著竹子，束其枝葉，模仿漁家蓬屋搭起小廬，稱“垂釣庵”，相比東漢蓬菖人嚴子陵的釣臺。司馬光分開首都后，神宗曾對輔臣說：“司馬師長教師就是想做嚴子陵，哪里肯為朝廷幹事！”這確切是冤枉司馬光了，他是由於無法按本身的心愿給朝廷幹事，才往做嚴子陵的。
水池東側有年夜片藥畦，北側種竹，將竹梢壓低后彼此交錯構成小屋，稱“采藥圃”，出自東漢蓬菖人韓康隱姓埋名在深山采藥的故事。司馬光于獨樂土隱居，本想學韓伯休逃名，可名望反而是越來越年夜，對此蘇軾有詩云：“兒童誦君實，走狗知司馬。”“君實”是司馬光的字。
園中溝渠繚繞，在屋內分紅五股注進小池，命名“弄水軒”，隱喻唐代詩人杜牧在池州游賞的弄水亭。弄水軒確切風趣，司馬光常常和友人在這里臨水游戲。水池北面有六間茅舍，前后種著很多竹子，可以乘涼避暑，稱“種竹齋”，用愛竹如命的東晉名流王子猷舊典。藥畦南面辟為花園，分種牡丹、芍藥和其他花草，另構一亭，稱“澆花亭”，效仿唐代詩人白居易在洛陽履道坊宅園中釀酒澆花的舊事。
特殊值得一說的是園中一座名為“見山臺”的高臺，高臺上冷風習習，是夏季唸書、睡午覺的好處所。登臺后視野坦蕩，可遠眺城外群山。今朝可見的大都古籍所記司馬光的《見山臺》均為：“吾愛陶淵明，拂袖遂長往。手辭梁主命，犧牛憚金鞅。愛君心豈忘，居山神可養。輕舉向千齡，高風猶尚想。”唯有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躲明代文徵明的行書《獨樂土七詠》中寫作“吾愛陶隱居”，差異似乎不年夜。一切研討者都以為此景借用了東晉詩人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典故，但此中的內在的事務似乎又與陶淵明的業績不太相關。
比來有學者考據，此處的“陶淵明”應為“陶透明”，即南朝齊、梁時代的有名羽士陶弘景。陶弘景，字透明，謚號貞白師長教師，精于煉丹、字畫、琴棋、醫術，持久隱居于句容茅山，傳上清派年夜洞經箓；他隱居修道卻又心系全國，被時人稱為“山中宰相”。梁武帝曾親寫聖旨，賜鹿皮巾，以重聘請請陶弘景出山為官，卻被陶氏辭謝，他還親筆作畫，表白本身盼望做不受拘束安閒的田間之牛，而非套上飾物皮帶、被人驅逐的祭奠之牛。《莊子·秋水》說，烏龜寧可在泥潭中搖著尾巴匍匐，也不愿往廟堂上充任神圣的供品，這和陶弘景想表達的意思差未幾，也與司馬光那時的心情頗為契合。
司馬光為人坦蕩寬厚，常日里冰炭不洽的政敵也信服他的人品，甚至連遼朝的君臣都很是敬慕他的風范。獨樂土初成，司馬光進住后四處張望，發明墻外埋躲著幾十支尖利的竹簽，忙問這是怎么回事。身邊人答覆這里并非正常的人行之處，埋躲些竹簽以防響馬攀墻。司馬光說：“我家里能有幾個錢，有什么可防的？況且響馬也是人，扎傷了如之奈何？”命人將竹簽所有的撤往。
北宋時，洛陽是全國的文明中間，也是全國第一園林名城，公卿、文士、巨賈之園數以百計。固然獨樂土在此中屬于範圍較小、樸實平庸者，卻因司馬光的人格感化而倍受推重，詩文傳唱甚多，是現代儒臣園林的最高代表。
元豐三年（1080年），文彥博拜為太尉，判河南府，也到了洛陽。他對全城水系停止整治，恢復漕運河流，與此同時為城表裡的園林帶來更豐沛的水景。文彥博的財力遠比司馬光雄厚，他在從善坊構筑了一座宅園，又在建春門內建築了廣達數百畝的東莊花圃。
東莊花圃的前身是唐代詩人沈共享會議室佺期的藥園，只不外后來逐步放棄了。文彥博將這塊地買上去，重建園林，命名“東莊”，以模擬南朝年夜臣徐勉在建康城外修營東田小園的舉動。東莊花圃所處的地位剛好是伊水三灣的相接之處，雖在城內，風采卻相似郊園，林木森森、年夜池浩渺，水中種有菱角、蓮花、蒲草，頗富江湖野趣，合適泛船游覽，向西北可遠眺嵩山。園內設有四座廳堂，淵映、瀍水二堂高踞水上，湘膚、藥圃二堂之間列置水石之景。那只華亭鶴是友人梅摯送來的，養在園內，平添了幾分仙氣。司馬光曾為此園題詩：“嵩峰遠疊千重雪，伊浦低臨一片天。百頃平皋連別館，兩行疏柳拂清泉。”
文彥博專門組織了一個“耆英會”，約請在洛退休官員中的年高德劭者于園中宴集，司馬光也在其列。諸老須發皆白，衣冠楚楚，與山川花木相映成趣，每次宴集，都有市平易近立足圍不雅。后來司馬光又組織了一個“真率會”，與三五老友時常小聚，文彥博也想餐與加入，但司馬光說您官位太高，會讓大師覺得壓制，仍是別餐與加入了。文彥博不情願，一次他傳聞聚首開端了，便不速之客，司馬光只好請他進席，還惡作劇地說：“這場‘真率會’因您的到來而變俗了。”
實在司馬光自己并不愛好熱烈，大都時光都留在獨樂土唸書、編書。有一年的元宵節，夫人張氏想外出看燈，司馬光說：“家里也點燈，何須出往看？”夫人說：“除了看燈，我還想看人。”司馬光又說：“莫非我是鬼嗎？”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往裡面看什么人？在家看我就行了。”
司馬光與夫人的情感很好，他畢生沒有納妾。夫人往世后，他全日在獨樂土的唸書堂中閒坐，還在屋梁上用隸書題寫了兩句詩：“暫來仍是客，回往不成家。”掉往最親的人，園林也好，堂宅也罷，都不再是家。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駕崩，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掌管下，朝局推翻，守舊派從頭失勢。司馬光率先被召回東京，個人空間于元祐元年（1086年）拜相，而后他又力薦文彥博復出，拜平章軍國重事，配合廢止新法、恢復古法，史稱“元祐更化”。
昔時玄月，司馬光因積勞成疾往世，享年六十七歲。四年后，文彥博決議退休回洛陽養老，在東莊花圃安享天算。他又活了七年，九十一歲時才往世。
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后，退居金陵，在城東門外七里建造宅園，是以園間隔鐘山嶽頂也是七里，剛好處于上山中途，遂命名“半山園”。半山園與獨樂土南北遠看，被視為新黨和舊黨的最高象征。后來，王安石將此園捐為梵剎，神宗賜額“報寧寺”，但平易近間多稱其“半山寺”。
徽宗繼位后，政局再度變革。崇寧元年（1102年）奸臣蔡京拜相，刻立“元祐黨籍”碑，將守舊派諸臣定為奸黨，司馬光和文彥博排列第一和第二。徽宗對司馬光的情感或許很復雜，據《齊東野語》，一次徽宗在宮廷中與蔡京的兒子蔡攸等人扮戲為樂，持鞭表態，蔡攸在旁邊說：“陛下好個神宗天子！”徽宗用鞭子打了他一下，說：“你好個司馬丞相！”蔡攸和他父親一路褒揚、危害守舊派諸臣，卻仍以飾演司馬光為榮。
司馬光、文彥博和王安石在汗青上都享盛名，卻褒貶紛歧。從政治層面來說，他們三人都是掉敗者，無論是奉行新法仍是恢復古法，都沒能拯救年夜宋興起的命運。
北宋末年金人進侵，于靖康元年（1126年）占領西京洛陽，而后又占領東京汴梁。南宋後期，洛陽成為宋金兩邊反復爭取的核心，飽受烽火浸禮，往日壯麗的園池簡直所有的毀于兵火。那時名滿全國的獨樂土和東莊花圃，最后只在文字和丹青里留下了淡淡的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