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向認為施蟄存師長教師是“同心專心只讀圣賢書”的學者，這一印象連續了好久，直到拜讀了施蟄存師長教師的《閑寂日誌》（并《昭蘇日誌》，文匯出書社2002年1月出書），才轉變了我的見解。
《閑寂日誌》起于1962年10月1日，止于1965年12月31日。在記敘這段日誌之前，施蟄存師長教師在1961年9月摘往“左派”帽子后，在華東師范年夜學中文系材料室收拾材料，1962年回到講授職位，在如許比擬“閑寂”的時間里就有了如許的《閑寂日誌》。
經過的事況了這些曲折，施蟄存師長教師也關懷著國度年夜事。這在《閑寂日誌》的1962年中有多處表現，錄部門如下：
得荙兒信，謂原定自本月起以高粱粉為主糧，現因火線需求此物養馬，故改食玉米粉，較高粱粉略勝一籌，不至年夜便閉結，此戰鬥之賜也，閱之憮然。（1962.12.28）
在后來的日誌中，施蟄存師長教師多的還是訪老友，借舊籍，錄史料，著小文，淘書貼，理家信。可是在這些生涯后面，仍然對時勢抱著熱忱。
十五周年國慶又有隆重祝典，小先生仍須到校由教員管制，懼其對外賓不禮貌也。（1964.10.1）
本日起集中在紅專學院進修毛澤東著作，為期二周，高低午均需到校，遂無唸書作文余暇。（1962.12.14）
得知陸小曼往世后，他寫到：“卅年前才子，暮年屬蕭瑟也。”（1965.4.15）陸小曼去世時竟無衣為斂，有人進其室，一榻之外無他物，其貧苦這般，亦出不測。（1965.10.7）施蟄存師長教師扎根上海，所言所記應當不虛。
施蟄存師長教師對時勢的追蹤關心，一方面源于社會的變遷，一個極新的中國矗立活著界西方。另一方面，應當和他本身的經過的事況也有極年夜的關系。在那時，有必定的不受拘束與任務，也可以或許做本身愛好的工作，對新社會仍是懷著無窮酷愛的。
可是，這只是我感愛好的一點。令人不測的是日誌中那許很多多的詩話，一位學者竟然在日誌中寫下了很多闊別時期的詩話，讓人另眼相看。
二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熱衷于詞學的時代。白日，在華東師范年夜學中文系材料室任務，在一些日常的本職義務之外，集中余暇，抄寫歷代詞籍的序跋題記。”“早晨，在家里，就讀詞。四五年間，歷代詞集，非論選本或別集，得手就讀，隨時寫了些札記。對于此道，自認為可以說是進門了。”（《花間新集·總序》，浙江古籍出書社1999年2月第一版，文章作于1987年4月20日）
這些“隨時寫了些”的“札記”，皆是師長教師多年的治學體悟，也是他的自得之語，固然指的是“分類編了詞籍的目次，給很多詞集做了校勘”（《詞學名詞釋義·引言》，中華書局1988年6月第一版，文章作于1986年2月10日），可是用來指師長教師的日誌中的詩話，也是適當之語。這些詩話言簡意賅，既有聯合詩詞的剖析，也有自我體悟的抒發，更多心靈契合的剖明，值得我輩進修與探討。好比:
閱沈傳桂二白詞。二白者，殆以白石、白云為宗也。然其胸襟尚無白石之灑落，故終不克不及企及；白石則詳細而微矣。漢宮春云：“芳菲易老，有楊花春便堪憂。”高陽臺云：“看花莫問花深淺，有夕陽老是愁紅。”工力悉在是矣。（1962.12.17）
“二白詞”全稱為《清夢盦二白詞》（五卷），作者沈傳桂（1792—1849）字隱之，幼掉恃，“稟性穎慧，嗜學不倦”，年二十受知于學使劉文恭公，道光十二年（1832年）本省第十名舉人，后兩赴禮闈，薦而不售，遂盡朝上進步，閉戶著書。好詩，尤工于詞，在《清夢盦二白詞自序》云:“詞之為道，意內言外；選音考律，務在精研。”
“二白”指號白石道人的姜夔與著有《山中白云詞》的張炎。《山中白云詞》收詞約三百首，其詞多寫小我哀怨，并長于詠物，常以清空之筆，寫沉溺墮落之悲，頗具時期印記。張炎精曉樂律，審音拈韻，細致進微，遣詞造句，流麗清暢。在其詞論專著《詞源》中，張炎以“意趣高遠”、“雅正”和講座場地“清空”為最高尺度。“清空”是他首創的主意，他說：“詞要清空，不要質實；清空則高古峭拔，質實則凝澀晦昧。”不外，清代鄭文焯言“所貴乎清空者，曰氣骨罷了”，也就是說，張炎對“清空”的請求，只是屬辭疏快、熔化典故等。《詞源》以姜夔為“清空”的典範作家，而姜夔的作風卻不是“清空”二字所能賅括。可是被張炎推重為“清空”典范的《疏影》、《幽香》，到王國維筆下就是“風格雖高，然無一語到著”（《人世詞話》三十八），又說“古今詞人風格之高，無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終不克不及與于第一流之作者也。”（《人世詞話》四十二），這就有“知人論詞”的滋味了。施師長教師以為，“其胸襟尚無白石之灑落，故終不克不及企及”，這確是弘論。
晚閱柳耆卿詞，耆卿自來為后世詬病，周柳并稱，亦只在八聲甘州等羈觀光役之作，若其兒女情詞，便為雅人所不道。然柳在那時，實以情詞得名。其詠妓女歌人，一往情深，于其生活出身，極有同情。如迷仙引云：“萬里丹霄，何妨聯袂同往，永棄卻煙花伴侶，免叫人見妾朝云暮雨。”少年游云：“心性溫順，品流詳雅，不稱在風塵。”其言妓女多情處，均致慨于男人癡情孤負，此皆為妓人所喜慰。花山吊柳，夫豈以其為蕩子行動耶？（1962.12.18）
柳永詞在北宋盛極一時，李清照在《詞論》中闡明了詳細的緣由：“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年夜備。又修養百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年夜得宣稱于世，雖協樂律，而詞語塵下。”惋惜，宋仁宗“留心儒雅，務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華之文”，不滿柳詞，特殊地說“此人風前月下，好往淺斟低唱，何要壞話，且往填詞”，將他榜上除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晏殊曾當面責備柳永說：“殊雖作曲子，不曾到綵慵拈伴伊坐”，逼得柳永無法再“詣當局”。（《宋艷》卷五引張舜平易近《書墁錄》）針對柳永詞風，蘇軾是有興趣在詞壇上獨樹一幟：“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 自 是一家。呵呵！ 數日 前獵于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勇士扺掌頓足歌之，吹笛伐鼓認為節，頗壯不雅也。”（《與鮮于子駿書》）宋仁宗批評的“風前月下”“淺斟低唱”，晏殊責備的文句，蘇軾否認的“七郎風味”，都是柳永善於“情詞”的表現，正由於柳詞多為女性張本，故“皆為妓人所喜慰”，“自來為后世詬病”。
可是，蘇軾在不滿柳詞的同時，也稱贊了柳詞中的三句，也確切是“八聲甘州等羈觀光役之作”。“東坡云，世言柳耆鄉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凄緊，關河蕭瑟，殘照當樓。’此語于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趙令畤《侯靖錄》卷七）
“周柳并稱”中的“周”為教學周邦彥。鄭文焯、葉恭綽編錄《年夜鶴隱士詞話附錄》云：“周柳詞高健處惟在寫景，而景中人自有無窮凄異之致，令人歌笑出地。”“普通人心目中的周邦彥也就和柳永差未幾”（羅忼烈《談李師師》），此兩說便是施師長教師之論的證實。而蔡嵩云所言：“周詞淵源，全自柳出。其寫情用賦筆，純是屯田家法。
特清真有時意較蘊藉，詞較精工耳。……陳焯碧有言，能見耆卿之骨，始能通清真之神。”（《柯亭詞論·周詞全自柳出》）則是闡明二者的傳承關系。
閱樂府雅詞，周美成詞“向誰行宿”，此作“向誰邊宿”。蓋以行字太俗，而改之也。然行字訓邊，今乃得其出處，因作詞話一則。（1962.12.19）
“向誰行宿”出自周邦彥《少年游·并刀如水》，通行的版本為“向誰行宿”，將“誰行”說明為“誰家，誰那里”。鄭文焯校“《雅詞》‘行’作‘邊’。”施師長教師以“行字太俗”而改為“邊”，并認為“得其出處”，值得商議。
“行”字簡直是俗字，相似于唐傳奇、元雜劇中的“姊妹行”、“中表行”等，略近行輩之“行”。此詞傳為周邦彥迴避道君天子趙佶躲匿李師師榻下所作，乃作此詞詠其事。賀裳云：“吾極喜其‘錦幄初溫，獸噴鼻不竭，絕對坐調笙’情事如見。至‘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往’等語，幾于魂搖目蕩矣。”（《皺水軒詞筌·周清真詞》）周濟說：“此亦本質佳制也，本質至此便足，再過一分，便進山谷惡道。”（《宋四家詞選目 錄序論·附錄》）陳世焜云：“秀艷。情急而語甚婉約，妙盡今古。”（《云韶集》卷四）或許用俗字的“行”才可以表達“詞為艷科”的“本質”。周邦彥《繞佛閣》末句為“兩眉愁向誰行展”，為何這里又是“誰行”？
《少年游》之本領，據羅忼烈師長教師考據“北宋只要一個李師師，她年夜約生于宋仁宗嘉佑七年（一〇六二）。準此推算，她比周邦彥小六歲，比趙佶年夜二十歲。……周邦彥和趙佶不成能因她而打破醋壇。”（《談李師師》）別的周詞即便被王國維批駁，“美成詞多作態，故不是大師景象”，“美成詞信富艷精工，只是當不得一個‘貞’字，是以士年夜夫不願學之”等，可是他后來究竟又寫了《清真師長教師遺事》停止確定，“兩宋之間，一人罷了”，譽為“詞中老杜”。
閱湘綺樓詞選。此公好妄改字，全不解宋人語，亦奇。（1963.2.11）
施蟄存師長教師以為王闿運“好妄改字，全不解宋人語”，此雖為斷語，倒是實情。好比人們很是熟習的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王闿運以為“小喬初嫁了，英姿英發”中“了”字應為“與”。他在《湘綺樓評詞》中以為：“‘與’舊作‘了’，‘嫁了’是嫁與別人也，故改之。”郭沫若認同王闿運的不雅點，他說：“下半闋‘遠想公瑾昔時，小喬初嫁了，英姿英發’，其中‘了’字，王闿運校改為‘與’，至確。二字草書，形極附近。”又言“‘羽扇綸巾’自即諸葛亮。或言指周瑜，那是由於‘與’字誤為了‘了’字的原故，使‘幾多豪杰’成為了一個‘周郎’。即此也可證實‘了’字必為‘與’字之誤。”（《讀詩札記四則·年夜江東往》，郭沫若，原載《文藝報》1982年11期）正由於這種不雅點，使得后人頗多猜忌“了”字的正確性。也使得某些人認為依照《念奴嬌》詞譜的規則“了”字應當鄙人句，激發人們的諸多猜忌。
閱沈祖棻涉江詞選三十三首，設色抒懷俱有成就。（1963.10.8）
沈祖棻（1909—1977），字子苾，我國現今世詩詞範疇研討者，詞人，文論家。姚鹓雛師長教師在《看江南·分詠近代詞家》有云“黃花詠，異代更誰偕？ 十載巴渝看京眼，西風簾卷在海角，成績易安才。”詞后附注曰“祖棻密斯，閨褚之秀，雖出寄庵（汪東，即汪旭初）門下，而短章神韻，直欲勝藍。”“易安才”、勝“寄庵”充足確定其才。同時，汪東師長教師在《涉江詞序》也確定了沈祖棻密斯的成績。“余惟祖棻所為，十馀年來，亦有三變。方其肄業上庠，沉思多暇，摹繪景物，才思妍妙，故其辭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蕩，奔竄殊域，骨血凋零之痛，思婦拜別之感，國憂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則觸隱諱，茹之則有未甘，憔悴嗟歎，唯取自喻，故其辭沈咽而多風。寇難旋夷，杼軸益匱。政治日壞，平易近誕辰艱。向所期望于恢復之后者，悉為泡幻。加以弱質善病，意氣不揚，靈襟綺思，都成灰槁，故其辭澹而彌哀。”（載《涉江詞》，湖南國民出書社，1982年）寄庵師長教師之評，知人論世，分析精微，實堪定論。毫無疑問，沈詞三個時代雖各有風采，然以后期亦即1937年以后詞作為勝。作者取“涉江”為集名，寄意具在。
在詞論方面，日誌中還有一些，都是施蟄存師長教師博學多才后的自得之語。
閱復堂詞話，謂秀水密斯錢餐霞撰雨花庵詩余卷末附詞話，亦疏朗詣，檢小檀欒室刊本雨花庵詞，乃不見詞話，蓋以刪往。徐乃昌此刻詣密斯詞集，凡序跋題詞，俱皆刊落，亦殊孟浪。復堂論詞，宗南唐北宋，自足以針浙派之掉。然北宋詞家，體系體例略備，子野、耆卿、東坡、清真，難道南宋所自出。言北宋詞，亦當有往取耳。復堂盛稱陳臥子、沈豐垣。明清之際，臥子自屬大師，人無閑言；沈豐垣則知之者少。蘭思詞復堂亦未見，殆已佚矣。予曾編錄數十闋，得復堂一言，自喜眼光未衰。（1962.12.12）
閱陳家慶碧噴鼻閣詞節錄十九闋，皆可繼柜宋賢。（1963.10.7）
三
除了以上的詞話，施師長教師也記載了很多的詩論。這些古今詩人詩作，影響后學，啟發后學，施師長教師從自我的感觸感染，遼闊的視野停止言說。
閱鹓公手稿。詩曰恬養簃詩，分搬姜集，東北行卷，山雨集，梅邊集，皆束縛以前作，老學集為束縛后作，五十年間，詩凡一千余首。早年所作皆宋詩，頗受散原影響，抗戰后諸作，皆元人之嗣唐者矣。詞一卷曰《蒼雪詞》，凡一百數十闋，多暮年所作，憶南社集有其早年詞，似均未存稿，可補錄也。（1963.2.25）
閱鹓公詞，作風在東坡遺山間。（1963.2.27）
其松江鄉賢、先輩詩家姚鹓雛老師長教師，遺稿十六本。施師長教師得之，便把編定任務視為己責。可是這時辰的施師長教師送審中華書局的《水經注碑錄》被退回，但是他仍是著手了這項任務。“鹓公詩尚不亟謀發行，寥落堪虞，此固后輩之責也，余當力為圖之。”(1963.2.24)這種不遺余力，盡鄉里之誼、后學之責的心跡，誠可為之贊嘆！
范伯群對姚鹓雛賜與了極高的評價：“姚鹓雛寫社會小說是繼續了吳敬梓、李伯元、吳趼人的衣缽，他也用譏諷或訓斥伎倆，但他還有本身成長的新途徑，他的社會小說在譏諷、訓斥之余有著光鮮的‘亮色’。吳敬梓善于譏諷儒林，而姚鹓雛則善于寫常識分子中的輝煌抽像和輝煌業績，寫出他們是我們中華平易近族的脊梁。”柳亞子評價是：“說部才無敵，文章鬼亦愁。”鄭逸梅也評價道：“他的文筆，宗法林畏廬，我以為姚鹓雛的風華軼宕，蓄韻幽妙，有出藍之譽。”
讀劉禹錫詩。此公風土歌詩甚俊，在唐人中亦可謂自辟門路者。（1963.2.28）
“風土歌詩”指劉禹錫以逐臣成分貶官朗州之后以巴渝竹枝之曲為主的平易近間詩歌。在《竹枝詞九首（并引）》中，劉言：“昔屈原居沅湘間，其平易近迎神，詞多猥瑣，乃作為《九歌》，到于今荊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此說作詩之目標，成績雖不敢言，卻與《九歌》比擬，是有興趣追攀屈原，在《劉氏集略說》更是明白的表達了這種熟悉。“及謫于沅湘間，為山河風景所蕩，往往指事成歌詩，或唸書有所感，輒立評斷，窮愁著書，古儒者之年夜同，非高冠長劍之比耳。”其中可見劉禹錫對創作的“風土歌詩”亦甚為自信。
白居易稱劉為“詩豪”，因“其詩氣該今古，詞總華實，應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歌，其才思之最豪者。”（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七）這應當包含施師長教師所言“風土歌詩”。
當然，我們最熟習的是劉禹錫《竹枝詞二首》中的“楊柳青青江程度，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 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此詩“起興于楊柳、江水，而借景于東日西雨，隱然見唱歌、聞歌，無非情之所流注也”（周珽《唐詩選脈會通評林》），可謂“語圓意足，信手拈來，無非妙趣”（方南堂《輟鍛路》）。以這些前人之言來看，施師長教師之論甚有看法。
閱袁海叟詩。世稱海叟規撫工部，然心胸甚局促，題材殊不廣耳。（1963.3.9）
袁海叟即明人袁凱，海叟乃其自號。“撫”當為“模”，“規撫”應為“範圍”，“範圍”有模擬、取法之意。（施蟄存《閑寂日誌》《昭蘇日誌》疑誤辯正，楊長富，《博學多才》2008年第8期）日誌謂眾人稱道袁海叟寫詩取法杜工部。袁海叟，有選集《海叟集》和全集《在野集》傳世。傳本甚稀，詩共四百余首。袁為明初一大師也。《袁海叟詩集序》（《不雅自得齋叢書》清人徐士愷光緒癸巳秋仲刻本，李夢陽撰）一文中亦說：“叟師方法美”。程孟陽謂：“自宋元以來，學杜未有如叟之天然”。此說則證施師長教師“範圍工部”之論。
何仲默《年夜復集》推袁海叟為“明初第一”。朱彝尊《明詩綜》曰：“海叟純以清空之調行之，洵不易得，然合諸體不雅之，則不及季迪伯溫尚遠，何仲默推為國初之冠，非篤論也。”陳田《明詩紀事》云：“海叟詩骨格老蒼，摹擬前人無不逼肖，亦那時一作家，何年夜復標為明初詩人之冠，過為溢美，宜諸公之不取也。”清人閔萃祥在《重校刊袁海叟詩集》（《不雅自得齋叢書·袁海叟詩集閔序》）一文中說：“吾郡詩人袁海叟當明之初，與高青邱（高啟）齊名，顧五百年來，青邱集到處頌揚，而海叟之詩，簡直若廣陵散，此其間如有幸不幸。”“海叟詩為明初諸人之冠，亦既表箸于一時，而迄于今惟明詩綜松風余韻寥寥數首，僅見一斑將謂全豹之不見。”這種情形的呈現，年夜約與施師長教師所言“心胸甚局促，題材殊不廣”有關。
閱唐人詩皆不甚用事，雖較平淡，卻天然。宋人詩文采工力較唐報酬深，終非詩人之詩。（1963.3.11）
元明之后，人們進修詩法，從年夜體上講，不是宗唐，就是宗宋，這種情形一向延續到近代。唐宋詩歌之批評，歷來是難事且紛爭不已。比擬客不雅的是錢鍾書在《談藝錄·詩分唐宋》中說的，“唐詩多以豐神色韻善於，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這重要是從內在的事務的角度闡述的。學者繆越在《詩詞散論·論宋詩》中稱：“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含蓄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析透辟。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這里是內在的事務技能皆有論說。但施師長教師獨談“用事”，獨佔看法。
還有一些詩論，觸及諸多名家，足見施師長教師詩詞研討的精深學養。
曾銘竹寄還宋詩精髓錄。因取錢默存選本比擬之，似石遺白叟所選為勝，然石遺此選猶取圓熟一路，未盡宋詩臉孔也。（1963.2.9）
閱韓昌黎詩，奇崛處轉覺山谷之吃力。東坡亦甚得力于退之，然東坡非使事不克不及成篇，退之不甚使事。（1963.3.8）
閱近代詩抄，所選殊不精，又多涉其村夫，故所收閩人之作獨多，未為公允。（1963.10.18）
樊山評沈不雅齋詩謂昌黎句法出自康樂，因檢諸家評韓詩，則此說發于何義門。復取謝康樂詩盡讀之，殊不見其為昌黎祖禰論字法句法，昌黎實過于康樂，且昌黎詩中心，數鮑謝之語亦不甚尊謝，恐亦不認為可師也。（1964.9.18）
四
詩詞本為一家，皆講平仄、韻調、粘對等。很多大師多是買通詩與詞之體式，使之情志、神韻相通。可是二者究竟有些差別共享空間。王國維在《人世詞話（刪稿）》中說：“詩之境闊，詞之言長。”詩以“境會議室出租闊”見長，詞以“言長”取勝。絕對說來，詩顯詞隱，詩直詞婉，詩正詞雅，詩質言而詞多比興；詩常明快暢達而詞尤重蘊藉含蓄。施師長教師在論溫庭筠時就談了這個題目。
閱溫飛卿詩。其詩與詞，實統一作風，詞更隱晦。然余不信溫詞有比興。張皋白話，殆未可從，要亦無妨作如是不雅耳。王靜安謂飛卿《菩薩蠻》（詞牌）皆講座場地興到之作，有何命意。此言雖改皋文之固，然亦未安，興到之作。亦不成無命意。豈有無命意之作品哉！ 余不信飛卿詞有此比興，然亦不克不及不謂之賦，賦亦有命意也。（1962.11.22）
對于溫詞的評價，有兩個極真個景象。有人異常抬高溫詞，《栩莊漫記》的作者李冰若就說溫飛卿詞“揮霍麗字”，“捍格艱澀”。常州詞派卻很是愛崇溫詞，說其十四首《菩薩蠻》是“篇法仿佛《長門賦》，而用節節逆敘。”（張惠言《詞選》）張惠言還說“照花四句，《離騷》‘初服’之意”，即溫詞有屈騷一類的喻托。王國維以為溫詞僅是精麗罷了，沒有張惠言所謂的托喻。施師長教師也“不信飛卿詞有此比興”，可謂為前代大都學人共鳴。
詩詞中重視比興，也需意圖象，但同時詩詞中轉達出的張力重要是用賦的方式，所謂“賦”者，就是展陳。如傳為元年夜都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前三句之間的牴觸意象，加上“落日西下”的場景，才幹呈現“斷腸人在海角”的感情極致。此中的“枯藤”“老樹”“昏鴉”“舊道”“西風”“瘦馬”與“小橋”“流水”“人家”這九種意象的組合就是施師長教師所說的“賦”。溫詞中正有很多意象構成的“賦”，施師長教師之論“賦亦有命意”，誠哉，斯言！
五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月，施師長教師就對日誌體裁表示出極年夜的愛好，他在本身編譯的《域外文人日誌鈔》（上海天馬書店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一版）的“序文”中寫道：“日誌的文體約有兩種：一是排日誌事的，一是漫筆似的。可是排日誌事確當然是日誌的正體。”針對日誌這種文學款式，施師長教師從美文（Belle Lettres）的角度和高度來看的，“從文學的藝術價值這方面來看，美文與詩是應得有它們的高尚的位置了。”“日誌是美文中的一支，并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點的。”可是，施師長教師究竟以為“日誌是寫給本身看的”“是一種最最小我的文學作品”，“憑著這種習氣，人們天天寫著他的日誌。在早晨，臨睡之前，隨便的寫幾句，把一日來的行事思惟粗略地作一個記載，由於并不是準備給他人看的，所以文字不用潤飾，辭句不用連接，而思惟也毋容虛假了。”